“中國互聯網實力至少落后美國十年。”總部位于英國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在一份報告中稱，“無論從哪方面衡量，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都比許多國家更糟糕。”

　　要說美國的科技水平遠超其他國家，可為啥美國弄不出防疫健康碼呢？

　　美國文化崇尚民主，在日常時，有益于個人個性的發揮，但遇到災難需要統一計劃安排的時候，卻因為文化上的不適應，而喪失了整體謀劃的能力。

　　對于新冠疫情來說，任何一個人不靠譜的“個性”，比如不帶口罩隨處走，不聽防疫部門的安排，都會造成防疫工作的前功盡棄。而在美國的不同的州，州政府各行其道，這讓防疫碼這樣一個統一的管理工具，在美國實施的難度加大。

　　防疫工作是對集體意識的一次考驗，沒有集體意識的美國人，很難通過這項考驗。

　　“健康碼不只是一個碼。”作為對比，工信部專家項立剛曾解釋歐美為何沒有健康碼：這需要強大的通信、定位和管理能力形成綜合體系，沒有強大的數字通信和管理，這件事情做不到。

　　此外，疫情中迅速助力企業復工的騰訊會議、24h預約核檢查詢結果的微信醫院小程序、大大提升新冠肺炎肺部CT診斷效率的影像識別技術，還有幫助質檢企業降本提效的AI質檢、幫助聽障人士聽到高清音頻的AI輔聽……以騰訊為代表的中國科企，雖然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上沒有多少國外經驗可以借鑒，但取得的成果卻和美企拉開了極大差距。

　　“騰訊只是一家普通公司，是國家發展浪潮下的受益者。”馬化騰在員工大會上說道。

　　2022年1月17日晚，數千公里之外的阿聯酋，2020迪拜世博會中國館內，這家“普通公司”從文化保護、醫療衛生、制造業升級與公共治理等多方位，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數字科技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成果。

　　這些用科技實現對社會普惠的企業，正在用自身的轉型，成就著自己普通中的“不普通”。

　　1、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讓蘋果和谷歌都一起合作了。

　　2021年4月10日，兩家科技巨頭的CEO共同宣布將聯合開發一個可以打通安卓和IOS系統的美國版“健康碼”。

　　需要強調的是，美國“健康碼”并不是一款應用程序，而是一款基于藍牙技術的接觸追蹤系統。

　　這項技術也并非兩家公司首創，新加坡早在在3月就開發了一款名為“Trace together”的藍牙追蹤應用，幫助居民獲取新冠肺炎疫情信息。

　　考慮到谷歌和蘋果程序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程度，這款系統甚至可能覆蓋30億人，擁有著無可比擬的影響力。

　　5月1日，這款名為“Exposure Notification(暴露提示)”的系統終于投入測試。

　　兩家公司表示，如果測試順利進行，將在5月中旬發布第一代系統、6月份推出第二代系統。

　　從三月疫情美國疫情全面爆發算起，已經過去了兩個月，為什么兩家掌握核心技術的科技巨頭聯手下，美國“健康碼”還要花費這么長的時間呢？

　　利用手機位置數據來跟蹤感染者的移動，并將數據公示，警告可能受到感染的人顯然是一項極其有效的可以病毒擴散的措施，在中國、韓國等地已經獲得了成功的驗證。

　　但另外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追蹤定位確實會涉及隱私問題。

　　2015年，韓國出現Mers疫情后，韓國國會迅速通過了《MERS特別法案》，明文允許在防控疫情擴散過程中,警察有義務提供疫情“危險分子”的位置信息。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東亞國家普遍采取了相似的措施。為了個人和公眾的健康安全，讓渡部分隱私權利并不是一個很難接受的決定，畢竟在東方人常規認知中，生命安全遠高于隱私安全。

　　但根據美國媒體的統計，只有45%的美國人認為疫情信息追蹤可以接受。而德國、意大利和法國等歐洲國家民眾對此接納度在68%到86%之間。

　　2、健康碼這件事，我們拿捏了

　　回看國內“健康碼”從無到有的過程，兩大互聯網巨頭阿里和騰訊都發揮了功不可沒的作用。

　　2月9日，深圳率先上線“健康碼”小程序，全面實施人員通行認證管理措施。

　　2月11日，為避免復工中出現聚集性感染，杭州市推出 “綠碼、紅碼、黃碼”三色動態管理的健康碼模式，并與釘釘企業復工申請平臺打通，上線首日訪問量即突破千萬。

　　兩座城市的經驗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2月15日，騰訊宣布與國家信息中心聯合推出的“健康碼標準”，正式被推薦給各地作為技術標準規范，正聯合東方金信等合作伙伴，在全國各地加速落地。

　　2月16日，阿里巴巴宣布根據浙江等地健康碼模式的成功經驗，在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的指導下，支付寶正基于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研發全國統一的疫情防控健康碼系統。

　　國內發達的移動支付體系讓用戶通過支付寶、微信等平臺入口迅速熟悉了“健康碼”的特點和作用。

　　二月底，全國二百余城市都上線了專屬的“健康碼”小程序，四月份各地健康碼基本做到了互通互認、一碼通行。

　　特殊時期，阿里和騰訊在統一領導和中央數據支持下，甚至不用聯手就可以滿足社會實際需求。

　　得益于國內成熟的“大數據+網格化”體系，“健康碼”在技術層面上得以快速落地，而在政策層面也早已掃清了障礙，用戶隱私信息是由政府嚴格控制，不向公眾開放。

　　相比較谷歌和蘋果合作開發還困難重重，國內“健康碼”在效率和實用性上顯然是更勝一籌，但這并不代表我們有技術層面的優勢。

　　美國“健康碼”的難產更多原因在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們認可集中力量解決困難，認可生命安全更為重要。

　　但隨著疫情防控的常態化，很多新的問題還有待解決。

　　各國之間的交通運輸相比較疫情之前斷崖式下跌，但長期來看，不可能永遠保持隔絕，恢復溝通和往來顯然是大勢所趨。

　　3、在很長一段時間，新冠肺炎可能會和人類“共生”。

　　現在各國的“健康碼”系統幾乎是完全獨立的，該如何判斷和界定一個人的跨境活動不存在健康風險？

　　或許我們仍缺乏一個類似于護照系統的新冠肺炎防疫系統，各個國家之間缺乏可以互通互認的防疫措施和管控標準。雖然不能互相通用，但可以在某種層面上進行比較和判斷。

　　考慮到谷歌和蘋果聯手下追蹤系統可能覆蓋的智能機平臺達全球三十億人次，兩家巨頭有沒有可能更進一步呢？